李银河评电影《我的姐姐》 张子枫演技炸裂被赞太厉害了

对《我的姐姐》的一个社会学分析 文/李银河 《我的姐姐》给我们讲了一个好故事,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充满悬念,引人入胜。姐弟俩从陌生、隔膜、相互嫌弃到彼此沟通,演变过程清...


对《我的姐姐》的一个社会学分析

文/李银河

《我的姐姐》给我们讲了一个好故事,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充满悬念,引人入胜。姐弟俩从陌生、隔膜、相互嫌弃到彼此沟通,演变过程清晰,丝丝入扣,到最后是分还是合的抉择关头,竟令人潸然泪下。开放式结尾更是绝妙一笔,令人浮想联翩,欲罢不能。

精彩的故事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形象固然彰显了这部成功影片的基本功相当深厚,故事和人物关系背后所揭示的社会伦理、社会问题的深刻程度才是这部影片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引人深思的独到之处。

影片围绕着女主人公姐姐究竟是去追求个人事业发展还是抚养幼弟的艰难抉择逐步展开,背后的逻辑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


按照传统的家庭观念,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已经可以挣钱养家的成年姐姐当然应当担起抚养幼弟的责任,不可能也不应当有其他的想法和选择,因为家庭本位的价值观要求个人把家庭的价值和亲情摆在第一位,把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喜好和自我实现摆在第二位。在这种突发状态下,姐姐唯一正确的选择是牺牲个人的学业、事业,全心全意抚养弟弟长大成人。

然而,由于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的价值观排序和个人本位的思维逻辑,就使得姐姐的心理陷入激烈冲突。所谓个人本位价值观就是把个人的自我实现摆在第一位,把家庭价值和亲情摆在第二位。于是姐姐要不要为家庭责任牺牲个人价值就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是生还是死?是分还是合?是追求个人的人生价值,还是为了亲情牺牲个人?影片把人物置于伦理和情感的剧烈冲突的情境之中,引人深思。


影片揭示的另一个社会心理特别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即人们内心深处的重男轻女。影片描绘了父母为了要个男孩逼迫姐姐假装残疾以获取生二胎指标,甚至暗示曾经想制造事故以获取生儿子的机会,父母还曾通过偷偷改填志愿毁掉女儿想当医生的梦想。这种重男轻女的做法不但令人发指,而且代代相传:姑妈也曾为了成全她弟弟(主人公的父亲)牺牲了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含辛茹苦,蹉跎于一个远远低于自己期望和才华的人生。


由于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男权的乡土社会,女孩早晚是别人家的人,男孩才是传宗接代的人,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是父母养老的依靠对象,这就形成了家庭中绝对的重男轻女,从营养、教育、医疗资源到喜爱程度,全都向儿子倾斜,就连媳妇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影响到她在家中的地位。这种性别偏好在中国人社会心理中是深入骨髓的。

时至今日,社会上还存在大量重男轻女的情况:家穷时供儿子上学不供女儿上学,让女儿打工挣钱帮儿子娶媳妇,好像女孩天然是二等公民,为男孩做牺牲是天经地义的。影片揭示了在现代化、都市化的过程中,女孩和男孩的人格平等、机会均等问题已经开始大规模进入社会生活,对传统的性别秩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对传统的社会心理也构成了强大的挑战。

目前,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一个现代化的男女人格平等的新秩序正在形成。影片通过一系列戏剧性冲突为我们揭示了这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深刻变化。


影片中还有相当犀利的一笔对上述两个命题同时做出辛辣的批判:姐姐照料的一位孕期子痫的孕妇,不听劝告一定要冒险把孩子生下来,不但家人这样主张,孕妇自己也同意这样做。联想到一些男权主义严重的家庭在母亲孩子只能保一个的情况下,竟然能够选择不保母亲保孩子,背后的逻辑是孩子是这个家庭的香火,孩子的重要性排在母亲前面,所以可以舍弃母亲保孩子。

这是一个残忍的排序,细思极恐:保住母亲,孩子死了还可再生,怎能为了保孩子让母亲去死?这种残忍的选择只能表明,在人们的意识或潜意识当中,家庭(孩子)比个人(母亲)重要;男人比女人重要。女人无论作为个人、作为母亲都不如家庭和孩子更重要。这是传统的中国女人所受到的双重歧视。可悲的是,很多女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这种个人不如家庭重要、女人不如男人重要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那位孕妇自己不就是这么选择的么?


难能可贵的是,影片还带我们走近了一些奇特的市井生活和民俗。比如在丧葬活动中摆麻将桌招待来宾,看去匪夷所思,令人忍俊不禁。这类民俗还好,只是有些不属于普遍人性范畴的细节,可能会令外文化的人难以理解,比如为了规避计生规定让女儿假装残疾以获得生二胎指标这样的事情,外文化的人就很难搞清这背后的逻辑。当然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理解起来就全无困难了。

总而言之,从普通观众的角度看,《我的姐姐》是一部非常好看、深深打动人心的影片;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也要算是一部立足于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揭示社会伦理及其变迁的深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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